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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节对于艺术史研究的意义——张义勇

作者:(转自《书法报》2013年4月10日) | 发布于:2013-04-10

      没有宏大的时代背景的描述——这是我们过去最为熟悉的,比如政治的、社会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理论思潮的,但阅读薛龙春教授《雅宜山色:王宠的人生与书法》一书,我们却领略到更为感性的明代吴门文人及吴门书法。在作者看来,宏大背景的叙述固然有益于我们理解一个时代,但是当它们与具体的艺术家、具体的艺术作品联系起来时,我们往往缺少更为细致的管道,背景与研究主题之间的脱节,成为这一研究方法的主要弊端。 

      薛龙春在这本书中,尝试着运用大量的细节材料来为读者讲述王宠及其书法的故事。本书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,透过明中叶吴门地域文化各个角度的细致揭示,诸如山水之胜、文人郊游、送别、煮茶、借书、不问生产、山人等等,让我们对王宠及其友人的生存环境与交往方式有一整体的理解。在此基础上,他勾勒出其时文人精致优雅与放纵夸诞相杂合的美学旨趣。如果说文徵明与祝允明是这两极的代表的话,则王宠斟酌其间,与祝允明、文徵明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张力。 

      在谈论王宠的人生经历时,作者处理材料尤重细节。比如,对于王宠的生存状态,他并没有笼统地以“贫穷”一语概括,而是通过分析王宠写给长兄王守的若干封书信——这些家书中大多数都在谈论他如何借债,又如何被人逼债,他如何亲自力耕,又如何支付佃农的蔬米,即使是即将到北京应贡,王宠也要带上一船粮食沿途叫卖,因为他口袋中只有七两银子。这种贫困,使得王宠根本无法像他所声称的那样甘于隐士的生活,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何以在短短40年的人生中八应乡试,而参加考试的种种投入又加剧了王宠的贫困。久试不第造成了王宠的心理压抑,最终郁郁成疾,英年早逝。正因为如此,王宠对于自己的公众形象尤为关切,比如,当太仓友人陆之裘见他生病,特地作书劝慰他不要以一第为得失时,王宠专门回信与之辩论,并且拉文嘉作证,以证明自己的“病”与“不第”之间毫无关系。作者还引用了王宠在诸生时代得到提学御史称赞时,往往表现出“惊怖”,而在与松江何良俊交谈时,王宠不讲对方完全能听懂的方言,而使用“官话”。这些细节材料都强化了我们对王宠“公众形象”的理解,正因为这种公众形象与王宠现实状况的巨大差异,作者才进一步指出,王宠层台缓步式的优雅书风很可能是他的人生面具,而不是真实情性的自然流露,如此,作者对“书为心画”提出的质疑就具备的足够的分量。 

      对于细节材料的大量而巧妙的运用,首先需要作者关心这样的细节。比如,书的开篇从王世贞万历五年的的石湖之行谈起,作者借王世贞之口,详细介绍的了王宠越溪庄的构造,这处王宠当日营造的隐居之地,如今却是王世贞凭吊那个伟大时代的目的地之一。在与王宠之子王子阳的晤面中,他特地观看了王子阳收藏的父亲与岳父唐寅年轻时的画像,这次观瞻因而与王世贞拜谒陆治之墓一样,更具缅怀的意味。作者从这一细节引出本书的研究宗旨,比之一般的刻板模式对于读者更具吸引力。又如在木板气与金石气一章,作者注意到沈尹默以“木板气”一词来描述他对王宠书法的观感时,乃出于一种轻视。但这一细节引起薛龙春更为深入的思考:清代的“金石气”同样与书法的载体有关,但在人们的认识中,它何以是一个无以复加的褒义词?“木板”与“金石”材料的差异与美学趣味有怎样的关系?为什么清代金农从板刻中获得启发的“漆书”又被当成金石气的代表?与此类似的是,作者在考察王宠与文徵明的传记资料时,敏锐地注意到二者年龄的差异,薛龙春认为,当评论者将“中道而止”与“老而愈妙”这种标签施诸王宠与文徵明二人时,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,因为明代以来对于书法的“老”越来越有了风格化的含义,而不再像孙过庭的时代那样指向时间的锤炼,这一趋向到清代碑学以后就更为严重,如果在这一的语境下重新推敲王宠与文徵明风格与“老”、“嫩”的对应性,我们很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。那么“人书俱老”的说辞在讨论风格时,它的意义何在? 

      很显然,《雅宜山色》并不是一部王宠的传记,尽管书中对于文献与作品真伪的考证随处可见。薛龙春的学术旨趣在于透过深入的研究,给读者提供最为完整、细节的材料,让这些材料自己说话,这些材料能够帮助我们提出问题。在我看来,这些问题不仅指向艺术的历史,也指向今天。如果读者能够随着作者一起思考,那么本书的意义便超出了一般的个案研究之外。